叶卡捷琳娜早年与伏尔泰通信，努力构建自己开明君主的形象。然而，在 1770 年代，这一形象逐渐显露出裂痕。1773 年，狄德罗访俄期间，敏锐地发现女皇将《百科全书》学说裁剪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女皇表面上赞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默许贵族对农奴施以私刑，农奴们根本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她推崇“理性治国”，却将东正教主教院改组为思想监察机构，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

1775 年，莫斯科大学增设了“道德审查讲席”，这一举措进一步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传播。所有的启蒙着作都需要经过斯拉夫古语转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是被篡改为《臣民义务论》。这种对启蒙思想的歪曲和打压，使得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启蒙思想被紧紧地锁在了专制统治的枷锁之中。

四、教育实验的双重性

为了塑造新帝国的精英，女皇在 1764 年于斯莫尔尼宫创立了贵族女子学院。然而，在 1774 年，学院却增设了农奴出身者禁入的条款，这一规定使得教育资源被牢牢地掌握在贵族手中，农奴的子女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更具争议的是“国家育婴院”计划。弃婴被强制编入军事化的养育体系，六岁时就会按照骨骼特征被分流为士兵、工匠或官吏。1775 年的巡查报告记载，梁赞省育婴院的幼童在背诵《训谕》时，会无意识地重复“服从是最高美德”。启蒙教育家诺维科夫严厉地斥责这一计划为“制造温顺绵羊的流水线”。这一教育实验既体现了女皇对培养帝国人才的渴望，又暴露了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五、普加乔夫起义的余波

1775 年 1 月，普加乔夫被处决，女皇下令将亚伊克河更名为乌拉尔河，试图以此抹去起义的记忆。然而，历史的痕迹岂是能够轻易被抹去的。顿河哥萨克中流传着“复活的彼得三世”的传说，农奴们在夜间集会时，秘密传递盖有蜡制双头鹰印章的密令，反抗的火种在暗中继续燃烧。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秘密警察总监谢尔巴托夫公爵发明了新型的镇压手段：将流放者家庭拆散至不同省份，试图用空间的割裂来瓦解反抗网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理解构法”后来被拿破仑改造为全民征兵制的反面教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种镇压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反抗。

宫廷建筑师巴热诺夫在扩建皇村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农奴工匠们在廊柱的暗处刻满了楔形文字。这些用铁钉凿出的印记，经破译后，竟然是农奴们计算劳役时间的原始符号系统。每一道刻痕都代表着被领主剥夺的太阳东升西落，记录着他们漫长而痛苦的劳役岁月。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时，起义军官正是通过这些隐秘刻痕，在冬宫墙壁上定位出沙皇卫队的换防间隙。当尼古拉下令铲除所有痕迹时，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发出三十九下闷响，这闷响恰与普加乔夫就义时的炮鸣次数重合。这仿佛是历史的回声，在诉说着俄罗斯封建制度下的压迫与反抗，也提醒着人们，历史的真相是无法被彻底掩盖的，那些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在俄罗斯的这段历史中，制度的裂痕与帝国的幻象相互交织，农奴制的压迫、地缘政治的博弈、启蒙思想的困境以及教育实验的双重性，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普加乔夫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它所引发的余波却久久不能平息，成为了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未来，俄罗斯将在不断的变革和斗争中，逐渐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走向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些隐藏在历史角落里的细节，如农奴的刻痕、钟楼的闷响，都将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线索，让后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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