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之后的战斗，叶格林他们其实只是有着个大致的想法，更多的细节还是要等得到更多的情报之后再说。

先让对手摆阵仗，然后抢先落子让对方跟着自己的节奏走。

这是叶格林在面对敌人围剿时最常用的一个操作。

以前游击队面对敌人围剿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开局。

而且那时候游击队情报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敌人的行动根本没法提前获知。

这种时候一个劲地莽上去很有可能把手里本就不多的部队给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而一旦等待的时间过长敌人的阵型都布置好了也同样麻烦。

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破局方法就是挑敌人阵型调动的时候，去突入地方阵线的薄弱点，只要让一部分敌人乱起来整个局面就有盘活的希望。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南面建设农村根据地的缘故。”

“敌人那边的情报我们暂时没什么法子能弄来，但是敌人之后在战场中的动态我们却必须要时刻掌握着。”

“根据地的建设不仅能在战场上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眼线，同时我们也可以发动当地的群众在战场之外的地方来帮助我们。”

叶格林在雷曼沼泽游击队的几年时间里总结出了一条规律，那就是：

只要不是让老百姓亲自扛在战斗的第一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非常乐意帮助游击队的。

老百姓胆子小、怕事、怕死，这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只要游击队顶在前面，把他们害怕的东西都给挡到外面去，老百姓就能够爆发出无比高涨的热情来。

民众从来都不傻，他们当然知道谁对自己好。

只不过以前在希德罗斯的各大起义当中，很多报以革命二字的势力都是让百姓冲锋在前。

好一点的站在老百姓头上挥舞着民族大义的旗帜，差一些的就只能是站在老百姓身后摇旗呐喊了。

这样的人很多，以至于现在的老百姓早就学乖了，除了实在活不下去的也没人会去听那些高高在上的口号。

这一点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

城市的市民在生活消费品上要比农村的好得多。

至少在沃尔夫格勒一个普通工人一家每个月还是能吃得起一点儿肉的，虽然说肉的来源没法推敲，但比起农民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同样的，城市工人生活水平高的同时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是十分脆弱，但凡有个家庭成员生病了这个家庭随时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

按照旧大陆经济学学者提出的一个公式来计算。

将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乘以他们所能维持这种生活的平均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常数。

而城市工人的这个常数往往是要低于农民的。

这说明城市居民的生活是非常不稳定的，尤其是底层的工人他们很容易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不确定的未来促使他们会为了生存变得更加激进。

基于这个理论就能够解释早前戈尔隆他们为什么非要把革命的重心给放在城市。

因为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体感上来看，城市的工人们都具有极高的革命性，城市的起义难度要比农村低很多。

相对而言，农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就非常低了。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向来不高，而且也不愿意配合城市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