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太阳晒化了屋檐冰棱，水滴在尼龙袜包装箱上敲出细密的鼓点。我蹲在汉正街百货大楼背风的角落，看张铁柱把最后一箱货码上三轮车。这个后来为我挡刀致残的汉子，此刻还是个靠力气吃饭的普通挑夫。

“小谢老板，运去哪？“他用毛巾抹着脖子上的汗，军用水壶在阳光下泛着铝光。我注意到他右手缺了截小指，那是上辈子直到血战罗湖口岸那晚才发现的细节。

“江汉路步行街口，挨着老通城豆皮的那排铁皮棚。“我递给他半包游泳牌香烟，这是早上从母亲抽屉里顺的，“柱子哥当过兵？“

张铁柱浑身肌肉瞬间绷紧。这个反应验证了我的猜测——上辈子他临终前说的“云南前线“不是醉话。1989年退伍兵安置是个敏感话题，但也是最好用的刀。

“运输队还缺个调度。“我装作没看见他警惕的眼神，把写有地址的纸条塞进他口袋，“月薪一百二，管饭。“

三轮车吱呀呀碾过积雪时，我摸出兜里最后的五块钱买了碗藕汤。摊主老刘的收音机正在重播早间新闻：“苏联宣布向罗马尼亚派遣空降部队...“汤勺搅动的阴影里，浮油聚成破碎的铁幕地图。

三天后的凌晨四点，我被冻醒了。

棚顶铁皮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寒风从每个缝隙往里灌。母亲蜷缩在隔壁床铺，盖着三床棉被依然瑟瑟发抖。我轻手轻脚摸到窗边，呵气化开的冰霜下，汉正街变成了惨白的冰川。

温度计显示零下十九度。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套上军大衣冲出门时，冰碴在睫毛上结了霜。江汉路口的铁皮棚前已经排起长队，队伍里跺脚取暖的声音像机枪扫射。张铁柱正用铁锹砸开冻住的门锁，呼出的白气在眉梢凝成冰晶。

“排队购买！每人限购五双！“我跳上三轮车大喊，声音被寒风撕成碎片。人群爆发出欢呼，有个穿呢子大衣的女人直接往我手里塞了把外汇券。

尼龙袜包装箱拆开的瞬间，化纤的味道混着白雾喷涌而出。定价牌上的“4.5元“被冻得发蓝，这在1990年相当于两斤猪肉的价钱。但此刻，它是抵御严寒的护身符。

“小谢老板真神了！“张铁柱边收钱边嘀咕，纸币在他手套上结了一层冰壳。我数钱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却清晰记得上辈子看过报道：这天武汉冻死十七个露宿者，长江大桥的冰棱砸穿了轮渡的顶棚。

到中午十二点，五千双袜子只剩三百双。我抽出一叠十元钞塞给张铁柱：“去老王针织把货款结了。“剩下的钱正好能装满母亲缝的帆布包，约莫一万二——按1990年物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二十年工资。

张铁柱的背影消失在雪幕中时，我摸到军大衣内袋里硬邦邦的东西。那是昨晚准备的三角刮刀，用胶布缠住了刀柄防滑。上辈子金融圈的生存法则告诉我：第一桶金往往带着血腥味。

寒潮第三天，收音机里终于发布低温预警。我站在铁皮棚顶上眺望长江方向，冰封的江面像块巨大的磨砂玻璃。明天太阳出来时，冰层会碎裂成千万把刀子——就像即将到来的九十年代，美丽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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